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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国际政治发展新动向

时间:2018-07-31 10: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吴志成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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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和挑衅对峙行为不时显现。国际社会出现的这些思潮动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思考。

追踪国际政治发展新动向
【图语:国际政治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随着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和新型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政治理论与社会思潮的演变也出现了诸多新的动向。特别是近年来,西方世界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和民粹主义的泛起倍受关注,国际社会对全球化进程遇阻和狭隘国家主义回潮的忧虑不断增加。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和挑衅对峙行为不时显现。国际社会出现的这些思潮动态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深刻思考。

  逆全球化暗潮涌动

  新型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启

  从逆全球化的发展态势看,当前的逆全球化思潮主要表现在:一是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艰难,区域性贸易投资碎片化,贸易保护主义以新的形式向全球蔓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首当其冲受害。二是对全球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风险和不确定性意识弥漫。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移民、投资、监管和社会保障政策等逆全球化偏向明显。特朗普将美国的经济衰退归因于外部因素,直言要赶走所有非法移民。三是部分西方国家的内顾保守化倾向加重,国家干预和管制强化。本轮逆全球化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力量主导的倾向,欧美国家利用国家权力限制本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强行干预自由市场机制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四是主要大国回归传统的国家主义立场,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英国通过“脱欧”公投,特朗普力推“美国优先”战略甚至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等国际组织和条约,严重损害国际多边合作体制,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挑战。西方内部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围绕利益、规则的博弈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逆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助推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地区性崛起和民粹主义的国际性泛化,而且给全球政治经济造成了诸多严重危害。它不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贸易风险,影响全球价值资源分配,而且激化社会矛盾与政治不稳定,冲击和割裂国际政治关系,造成军事摩擦甚至战争,导致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随着逆全球化演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制约我国贸易出口,增加企业生产与经营风险;二是加剧经济发展环境不稳定性,增加企业“走出去”成本;三是个别国家会进一步夸大和渲染中国发展的威胁,增加我国发展成本。但逆全球化也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赋予我国引领和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战略契机。

  从发展态势看,因在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上具有诸多共识,逆全球化思潮及其实践的发展将在一定时期内寻求与多种极端势力结合,并呈现彼此交织、合流联动的态势。具体来说,一是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伴生伴行,但全球化依旧是主流大势;二是全球化将继续成为欧美国家转嫁国内矛盾的“替罪羊”;三是逆全球化与国际范围内多种极端思潮联结,将在一定时期在部分领域呈现复杂化与深化趋势;四是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相互强化,将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现象;五是逆全球化必将从反面促进全球治理的发展,推动构建平等、包容、互惠、合作的新型全球化。但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进程,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减退,新型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启,全球治理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民粹主义乘机蔓延

  西方社会“总体性危机”初现端倪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周期性的复发现象和思潮,通常出现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并与新的社会政治问题结合,表现出新的形式。当下全球性复兴的民粹主义现象与思潮不仅与全球化同步,还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叠加,各种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深度交织。国际范围内共时性国家治理危机的出现,凸显了全球化内嵌的某种“共振”机制,也把“现代国家建设”这一重大课题摆到了西方决策者面前,并引发世界性的深刻反思。西方社会普通大众裹挟着反全球化和反精英民主的诉求,同时夹杂着失落和愤怒,掀起了新一轮民粹主义浪潮,进而给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民粹主义往往坚持极端的政策主张,提倡“平均主义”,鼓吹“道德至上”,宣扬“反智主义”,主张“直接民主”并热衷“激进运动”。而其偏于左倾还是右倾,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政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反对体制精英和富裕阶层的自由民主体制,构成了当前欧美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而这些主张被极右翼政党采纳并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以民主的旗号“反民主”“反全球化”,推动意识形态之争,不断冲击着西方世界的传统政治格局。

  欧美各个国家治理危机的不同,使新民粹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在美国,“否决”政治的危害把社会公众对国会政体的满意度降至历史的低谷,“占领华尔街”运动堪称越战之后高度政治化的抗议活动,2016年的总统大选更是暴露了美国社会的分歧,助长了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极化。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影响力上升,传统主流政党优势地位下降,各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的“共识政治”存在向“对立政治”和“极化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裂痕加剧。德国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创下了二战以来的新低,进入联邦议会的政党数量则达到了历史新高。英国“脱欧”既刺激了西方内部的各种分离主义,也直接冲击欧洲一体化前景,引发区域政治“再国家化”的危险。意大利公投则代表着欧盟治理困境下自利民族主义的某种回潮。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和排外主义的泛起,使传统政治版图和政党政治秩序发生动摇。可以说,政府失能、政治极化、分离主义、区域政治“再国家化”、右翼崛起、种族排外等政治乱象,无疑成为全球化深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新民粹主义的鲜明表现。

  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不仅超越了经济视角,而且突破了传统的类型划分,展现出许多新型特征。欧洲民粹主义具有反自由主义、反精英政治,尤其是左右政党聚合等鲜明特征。在全球化网络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开始突破限于一国或一域的传统形态而表现出国际化趋向。逆全球化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共同关注的议题,也日益成为新的全球性挑战。除了希腊、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带有极右色彩,英国独立党、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等右翼民粹主义更关注法律和秩序、声张国家认同威胁,并欲以此赢得更多关注。实际上,如何从暂时和有限的困境情绪中攫取长期政治资本并使之最大化,已成为新时期大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战略安排和突出特征。

  民粹主义蔓延的内在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危机,并且表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缺陷、治理能力不足和民主政治失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民主”输出,在对他国政治制度评头论足的同时却忽视自身“国家建设”。在竞争性选举机制和自利性制衡机制的作用下,西方民主体制陷入问责过度的困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失衡不断弱化国家能力,越来越难以有效回应民众的诉求,难以消除政治资本化的严重危害,也难以发挥政府应有的政治责任和社会正义作用,适应环境和及时调整的能力不足,因而激发起普通民众对决策精英的不满。新世纪以来全球金融风险上升,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总体乏力,英国“脱欧”、政治极化、传统政党信任流失、选举异化等民主政治的秩序性衰微,恐怖袭击频现、财富分化严重、族群冲突加剧、民众不满情绪蔓延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总体性危机”已经初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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