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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匠人精神的衰落(2)

时间:2017-08-31 13:34     来源:看历史     作者:薛凤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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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专家型匠人根本不愿意离开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他们在那里全年都有不同的工作机会。哪怕官员以重罚相威胁,或者以额外报酬相诱惑,“南匠”仍然经常拒绝来到中国北方的京城。

  不可知的工艺细节:提花机、流水线

  到了16世纪中期,几乎在所有领域、所有地方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工作单元并行存在,一些在官府的掌控之下,一些则由私人业主在经营。

  官营的“苏州织染造织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官方的资料和民间资料对此都有很好的记载。从官方文献我们获知,这个机构雇用了25个行当中不同级别身份的1705位匠人。

  地方文献更为详细,作为官府建筑物,织造局有一块纪事石碑,立于门口或是在院内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

  苏州织染织造局的一块石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信息:在1647年(顺治四年)这里有173座提花机,分别放置在6个机房里。这块特殊石碑上还刻画了机房和官署的分布平面图、一份管理机构一览表,而这些内容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递交给上级的官方报告中。

  地方管理文献和碑文中有些丰富的细节,是在个人的著作和记录中难以看到的。但是,无论从现存的碑文还是在管理报告中,却都找不到织造局内工作安排上的细节,没有任何一个报告里提到,织造局在哪里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提花机,又是谁制作了这些复杂的织机。

  在瓷器制造业中,明代官营的瓷器生产在江西景德镇。在相关的资料中,无论私人记录还是官方文献,都普遍强调高度分解化的生产过程。有些人指出,这一制作过程与韦奇伍德(欧洲瓷器的顶尖品牌创立人)所说的18世纪流水线很相似。

  分解性生产要求更多的组织性工作,因为每一步骤都必须与它在总体中的功能保持协调。这种做法使得繁复的专业技能和复杂动作可以分解为简单的单元,任何人在接受少许培训之后就可以完成其中某个单元的工作。这就使得官员对匠人个人性技艺的依赖大为减少。

  反过来,小型(技艺)单元的专家们可以对用工需求做出更灵活的反应,可以制作更多不同样式。只是,明代皇帝和明末的商业化社会看重特制风格,对别致性的要求超过同一性。

  完不成的生产计划促成的政策改革

  在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生活的时代,匠人被纳入官府管理当中已近三百年了。学者们在明朝开国之初对匠艺的态度,也随着后世统治者对匠人约束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着调整。

  明太祖的规划看似很美好,几乎对每一种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应对措施。比如,这一体系的核心基石便是固定的供应和需求配额。这一计划通过税收和沿固定线路的运输来保证原材料和劳动力。又如,世袭职业户籍制度可以保证工艺技能不间断地进入官府掌握的制造业当中。

  可是,显而易见的是,皇帝的规划并不能保证匠人的后代不会试图去超越这些限制,并且,那些迫不得已而劳作的匠人与那些为了自己的钱包而自愿从事劳动的匠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当然会有品质上的差异。

  事实上,明代的第三个皇帝朱棣已经开始在1403年修改定额,对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给出新规定。从1573年起,在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朝廷几乎每年都要宣布补充定额,以满足其对奢侈品日渐增加的需求。这些需求增加的数量之大,官员们往往难以完成任务。

  面对不得不征召更多匠人来完成任务这一挑战,官员们一开始采取的办法是官府强制与支付劳务报酬兼用的办法。当生产压力增大时,官员将负担转嫁到匠户身上;当匠户的义务日渐增加时,他们开始痛恨这种世袭制度。

  每年应召进入官营作坊服劳役,对匠户来说都是限制和负担,哪怕他们可以得到相当公平的劳务报酬的保障。但是,应征官府差役会引起自己作坊中人手不足,让他们一年的辛苦劳作入不敷出。如果匠户家的儿子不幸手艺不好,他们就只好花钱雇人替代应差或者交罚款。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时,在籍匠户就只好卖掉自己的财产和家当。有些匠户甚至连自己的房屋也失去了,成了法外之人,或者说变成了逃户或者流民。

  官营制造业依靠对匠人施压来确保质量,而压力恰好对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负面效果,由此官营制造业陷入恶性循环当中。官员们不得不在宫廷要求、消费者的需求、自身利益等诸多方面之间找到平衡。

  在丝织和瓷器行业里的“供应机房”这一机构设置中,他们找到了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供应机房”这一机构的目的,是用来应对始料未及的不时之需的。一旦在籍匠户劳力都被征用完毕,官员们便会在“供应机房”中征召全国最优秀的匠人来生产高级产品。

  在明代皇室墓葬中发现的丝织品以及漆器等物品,都是在这些“短期作坊”中生产的。这些机构不受产量额度和财务费用的限制。他们之所以能达到最好的质量,也是因为他们能选择行业内最好的匠人来采用最精良的技术产出最有创新性的产品。

  1531年,在明世宗统治期间,明代政府和朝廷力图从制度上入手来解决面对的困难。明政府对从前的生产定额、赋税种类做出不同的改革:在所有行业、所有机构当中都改为全部使用银两来支付,而以前通常是以丝织品来支付的。这一政策改动,让许多地方如苏州和杭州的私人作坊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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